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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铉《私诚帖》
[2017-05-15]

元代以前,精擅小篆者屈指可数,秦代的李斯及盛唐的李阳冰可谓其中之佼佼者,其原因与文字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。自秦代以后,随着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体的相继衍生,小篆逐渐退出了实用领域。至唐代,则多在碑额或墓志盖上出现,以示庄严古意。这样一来,关注并研习篆书的书家骤然减少,即便偶然为之,其艺术水准也难令人称道,无非是依篆形而写,或称画篆更为恰当。

因此,在整个篆书史上,由于多数人对篆书的冷漠,李阳冰登上了篆书中兴之主的宝座。他自己也极为自负地说道:斯翁之后,直至小生。平心而论,在经历过清代的碑学运动之后,许多学者、书家由潜心文字学到逐渐热衷于篆书艺术。二百余年以来,篆书已得到全面的复兴。用较高的眼光来审视李阳冰的篆书,自然会感觉有些呆板乏味,但若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品评的话,他在对篆书的弘扬以及篆法的传承上还是有很大功绩的。生活于南唐至北宋初年的徐铉,在书史中的意义也与之相仿。尽管徐铉因时代的制约,在笔下很难再现秦篆的高古气息,但他为此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热情,对篆书在宋代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,也为后人了解、学习篆书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创作范式。他对重振古法的坚持,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其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,尤显难得。

徐铉精通文字学,降宋后曾奉敕与蜀国降将句中正共同校定《说文解字》。现今存世的秦《峄山刻石》,即是徐氏弟子郑文宝据其摹本所刻。通篇结字方严整饬,行笔温婉通达,一笔不苟,气格淳雅净洁,凸显出深厚的传统功力。但与《琅琊台刻石》《泰山刻石》原拓相较,点画则显得光滑清瘦,在厚度与质感上有所欠缺。这便是由于时代审美的局限,在面对前代石刻时,对于高古气质在理解上所产生的偏差。

徐氏的传世作品仅寥寥数件,且多为篆书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私诚帖》,是他唯一的行书墨迹,纵29.1厘米,横44.8厘米,纸本。此作,对于全面研究徐铉及其所处时代的书法风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。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由徐铉而直接联想到篆书时,这通信札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——没有了正襟危坐与小心翼翼,代之以悠然的笔致和俊逸闲适的心迹流淌。笔墨间虽不见痛快淋漓、激越跳宕,然其敦厚稳健的学者之风却能跃然纸上,正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。其点画丰腴沉实,起收笔处含蓄藏锋,且能于迟涩中体现出极浓的篆籀气,这与他文字学家的身份及多年浸淫于篆书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。清代大书家何绍基及民国初年的李瑞清等碑学家,都强调笔中的篆隶气息,主张学书应由篆书入手,并认为以此法为之,则无论作何体书皆有朴茂浑深之内蕴,绝无轻浮尖削之弊。今以徐氏行书证之,可知此论不虚也。此外,他将长撇、竖等纵向笔画重按,形成厚润之态,横向笔画则劲爽挺拔,颇具骨力,加强了提按变化的丰富性。其实,这是五代时风的体现,主要的渊源得自颜真卿。观杨凝式、李建中诸作,便可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在技法特点和整体气韵上有颇多近似处。徐铉通晓六书,学识渊博,这是他作为学者和小篆传承人的重要学术基础。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种继承大于创新、严守法度的治学思想,又在极大程度上束缚了他对其它书体的发挥,强烈的个性面貌和突破旧法的意识自然很难表现出来。故而,其字形大多瘦长,字距紧密且均等,疏密开合变化不大,章法近于小篆作品,严整有余,趣味不足,显得有些程式化。徐铉虽生逢乱世,但无论在南唐还是宋代,他都是恪守本分的臣子,兴不起半点波澜。有道是书如其人,其书中不会有黄庭坚般的排霁气魄,亦不可能呈现出苏轼笔下的清雄之姿,即便是米芾所谓的意足我自足,放笔一戏空,在他看来或也似一番呓语罢了。

摘自《老年教育》
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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